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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富民坊发现一券顶砖室墓，考古简报认为其年代是南朝。该墓随葬品包括瓷器、铜器、金银器、玛瑙、琥珀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器物是一件带流提梁铜壶〔图一，以下简称“梧州铜壶”，下同〕。2003年广西文物考古所在合浦县廉州镇岭脚村发掘一双层券顶砖室墓M4，也发现一件独特的带流提梁铜壶〔图二〕，发掘报告把墓葬年代定为三国时期。无独有偶，浙江省余姚市博物馆也收藏有同样造型的青铜壶〔图三〕，具体出土地点不明，系余姚市文博单位征集的当地出土文物。这三件铜壶造型奇特，艺术风格和商周秦汉以来传统青铜器风格迥异，惜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关注和探讨。若将扩大视野，则越南中北部也出土过同类型器物。再进一步考证，则可追溯其样式渊源于古代印度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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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兽流提梁铜壶
广西梧州富民坊出土 梧州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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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象流提梁铜壶广西合浦岭脚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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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兽流提梁铜壶浙江余姚博物馆藏
一 国内出土带流提梁壶的形制特点和年代
梧州铜壶现藏于梧州市博物馆，通高27厘米，壶口上铸实柄环状提梁，其上有突起珠状装饰，口沿外侧两端作莲蕾状上翘突起；平盖，边缘饰一圈回旋云纹，盖钮为莲蕾状乳突，盖顶上有环圈套于提梁上；壶颈较长，上有三圈凸起弦纹；壶身为横扁圆形，腹部下收明显；壶流位于扁圆壶身最宽处，为长直管，流首端作怪兽状；圈足高大，外撇为喇叭状。发掘简报认为这件铜壶具有南朝风格，但在南朝及秦汉的青铜器中，我们并未见到相同形制的器物。合浦铜壶通高28厘米，壶身出土时已被压残，壶盖外圈饰浮雕莲瓣纹，壶流首端为象首，流管如象鼻弯曲，环状提梁两端内折，连接于壶口两侧突起的犁头状双耳上，喇叭形高圈足。余姚铜壶造型和梧州铜壶基本相同，但壶盖缺失，提梁两端有莲瓣状突起；怪兽状壶流虽部分残损，但仍可判断原状是笔直的。
这三件铜壶的造型和我国商周秦汉以来的壶状容器明显不同，主要区别有两点。首先是壶流为长流管状，且流首为兽首。我国传统带管状流的青铜容器为盉和鐎，一般有鋬或把手，绝大部分是三足器，极少有高圈足。第二，环状实柄提梁位于壶口上，提梁较小。而我国传统青铜器提梁壶、提梁卣、提梁盉等的提梁一般位于器物肩部，提梁比较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活环，实柄较少。说明这两件带流提梁壶应另有渊源。
梧州富民坊墓发掘简报认为墓葬年代是南朝的依据是墓中出土两件神兽人物铜镜和一件四耳青瓷罐，但其年代值得商榷。两件神兽人物铜镜已残缺，但仍可辨认出中心为圆钮，钮座外环绕高浮雕神兽人物，外圈有半圆和方枚纹饰相间环绕。这种样式的铜镜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文博单位皆有收藏，有的铜镜上还有纪年铭文。一般认为，此类型神兽人物镜的年代可定在东汉末期至三国，尤其在三国时期的东吴最为流行。该墓出土的青瓷四耳罐，高30.5厘米，直口，短颈，肩附四耳，直腹，平底，通体施青釉。此类四耳罐特征是溜肩直腹，与西晋至南朝的圆腹特征明显不同。溜肩直腹罐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上海博物馆一件东汉晚期双耳青釉罐和贵州省博物馆一件东汉四系罐的造型与此四耳青釉罐相同。广西合浦岭脚村汉末三国墓葬M4也出土形制相同的四系罐和六系罐。
综上所述，梧州富民坊墓的年代可提前至汉末三国时期，由此可推断梧州铜壶的年代下限为三国时期（3世纪）。该墓还出土了东汉的规矩铜镜、大量汉代五铢钱以及王莽时期的货泉，也可作为铜壶年代的参考。合浦岭脚村M4随葬器物的年代基本是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2－3世纪），故此墓出土铜壶也应属于这个时期。余姚铜壶造型和上述二铜壶基本相同，故年代也可大致圈定。
二 越南出土的带流提梁壶
这种样式的带流提梁铜壶在越南也有发现。其中一件为越南河内博物馆藏品，系1972年在河内西南18公里处的一砖室墓中出土，年代被定为1－3世纪。该带流提梁铜壶〔图四〕通高28.5厘米，实柄环状提梁铸于壶口上，两端为怪兽头吻；盖身饰浮雕莲瓣，盖钮为一活环；壶颈较短，壶身为横扁圆形，饰三圈弦纹，两侧各有一系耳；壶流首端为象首，象牙外突，流管为象鼻状弯曲向上；高圈足作喇叭状，顶部饰一圈浮雕莲瓣纹。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编著《越南古物》所录两件铜壶，壶身为横扁圆形，壶盖和圈足未装饰莲花纹饰，提梁两端为莲蕾状凸起，壶颈较高，装饰一圈突起弦纹；亦作高喇叭圈足。其中一件壶流为象首状，流口如象鼻弯曲；另一件流口虽已残损，但仍可判断出和梧州、余姚铜壶一样是直流，且流首端为摩羯鱼。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南出土铜壶〔图五〕和我国出土器高度、样式基本相同。该壶通高28.9厘米，提梁尾端为莲花状凸起，而我国余姚博物馆一件铜壶，提梁两端则有莲瓣突凸装饰。大都会藏该器，壶盖有环圈套于提梁上，壶颈较长，上有弦纹凸起，壶身为横扁圆形，高圈足为喇叭状。壶流和河内铜壶〔见图四〕一样是象首，流管弯曲如象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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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象流提梁铜壶越南河内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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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象流提梁铜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除铜壶外，越南还发现有模仿此类铜壶的青釉瓷器。如收藏于巴黎赛努奇博物馆（Cernuschi Museum Paris）的一件青釉带流提梁壶〔图六〕，系1947年瑞典考古学家欧洛夫·詹瑟（Olov.R.T.Janse）在越南河内南部约130公里处清化省厚禄县（Hau Loc）东汉墓葬中发掘，该墓还出土东汉时期常见的青釉瓷壶和青釉瓷三足奁。这件瓷壶通高20.6厘米，形制基本模仿上述铜壶，壶流为象首状，高喇叭圈足上还刻划两广地区汉代陶瓷器常见的三角锯齿纹。类似瓷壶欧洛夫·詹瑟在清化省汉墓中还发现有5件，其中3件是残件，他认为中国汉代并未发现相同的器物，其造型可能受到印度的影响。巴黎集美博物馆和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收藏有类似器物〔图七〕。这些青釉瓷壶和东汉墓葬中出土的大量仿青铜器的陶瓷器一样属于明器，其主要用途是随葬而非实用，所以在细节方面比铜壶省略，如赛努奇博物馆的青釉壶的壶嘴为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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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青釉象流提梁壶越南清化省出土 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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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青釉象流提梁壶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于中南半岛设立交阯、九真、日南三郡，以郡县制形式统治今越南中北部。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率军平定交阯郡征氏姊妹起义，推行新政，此后不少中原士人前往该地，一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交阯三郡相对安定繁荣。20世纪30年代以来，越南中北部清化省、北宁省发现大量汉式砖室墓，基本属于东汉时期（2－3世纪）。上述带流提梁壶皆发现于越南中北部，其中有多件出土于汉式砖室墓，可知其大致年代。
三 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带流提梁壶
犍陀罗（Gandhara）位于古代印度西北地区，范围大致包括今巴基斯坦西北部至阿富汗东部。此地历史文化悠久，从公元前5世纪起即是欧亚大陆重要交通枢纽。至公元2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 I）建都于犍陀罗的布路沙布逻城（Purusapura，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市），该地区进入历史全盛时期。佛教于犍陀罗地区尤其繁荣，佛教史上的第四次集结即是迦腻色伽一世于此地主持进行。19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贵霜王朝时期犍陀罗地区存在大量的佛教寺院和精美的佛教造像，一如我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法显、玄奘等人的记载。一般认为，最早的佛陀造像即产生于此。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从1913年起开始发掘犍陀罗的呾叉始罗（Taxila）地区，前后持续了21年，并发现两件与上述铜壶造型类似的器物。第一件〔图八〕出土于希尔卡普（Sirkap）C区，地层属于第5层，即马歇尔所谓的“塞种－帕提亚时期”（Saka－Parthian Period），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这件铜壶通高24.8厘米，环状提梁铸于壶口上，壶盖缺失，壶颈上有一圈凸棱，壶身横扁圆形，圈足为直筒高喇叭形，其造型特殊之处在于壶流笔直向上。第二件带流提梁铜壶〔图九〕发掘于希尔卡普E区，地层属于第2层，年代为公元1世纪。这件铜壶现收藏于巴基斯坦呾叉始罗博物馆（Taxila Museum），其造型和C区铜壶相似，但壶流残毁，而壶盖仍保存完好，为平盖，上有活环套于提梁上，和梧州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铜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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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长流提梁铜壶巴基斯坦呾叉始罗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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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带流提梁铜壶巴基斯坦呾叉始罗出土 呾叉始罗博物馆藏
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的明格拉机场（Mingoral airport）附近山洞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带流提梁铜壶〔图十〕和几个壶口、壶颈、壶流残件被日本松户博物馆（Matsudo Museum）收藏。这件铜壶样式和上述呾叉始罗铜壶接近，但壶流为象首状，在壶身上部刻有贵霜王朝时期流行的佉卢文。还有一铜壶残件〔图十一〕壶口上的提梁两端为裸体有翼天使形象，壶颈下方的壶身残部也刻有一圈佉卢文。另有两件铜壶残件上也刻有佉卢文。据哈里·法尔克（Harry Falk）对这些佉卢文的解读，可知这些铜壶属于犍陀罗地区一个名为Sputhasa的佛教寺院。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也收藏有一件犍陀罗地区的带流提梁铜壶〔图十二〕。这件铜壶通高21厘米，壶流为象首形状，上方骑一驯象师，所戴头巾和项饰为贵霜贵族装扮。松户博物馆藏两件象首壶嘴残件上也有贵霜驯象人。这几件铜壶都有明显的贵霜王朝因素，故年代可定为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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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象流提梁铜壶巴基斯坦斯瓦特出土 日本松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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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铜壶口颈提梁残部巴基斯坦斯瓦特出土 日本松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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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象流提梁铜壶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铜壶造型和呾叉始罗的铜壶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壶身非横扁圆形，而是鼓腹蛋形；圈足低矮，而非高喇叭圈足。目前犍陀罗发现的带流提梁铜壶可分为两型：A型（壶身为横扁圆形，高喇叭圈足，如呾叉始罗铜壶）和B型（壶身为鼓腹蛋形，低矮圈足，如克利夫兰铜壶），实物以A型为主流。在1－3世纪的犍陀罗佛教雕刻中发现不少带流提梁铜壶形象，其样式也是以A型为主。如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以及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都收藏有犍陀罗“释迦诞生”佛传石雕，年代为2世纪，其构图大致相同，在佛陀母亲摩耶夫人左侧第一位侍女手上都提A型带流提梁壶〔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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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犍陀罗“释迦诞生”石雕2世纪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
现发现犍陀罗地区带流提梁铜壶实物的最早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但其造型已如此成熟，说明其原型出现的年代可能更早。据目前的资料，原型可能产生于西亚地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带流提梁铜壶〔图十四〕，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左右，意大利罗马的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收藏一件带流提梁陶壶年代更早，大致是公元前1000－800年。这两件器物都出土于伊朗西部的罗雷斯坦（Luristan）地区，可视为犍陀罗带流提梁铜壶的原型。尤其是，此类铜壶皆采用锻造工艺，与中国传统的铸造工艺截然不同。古代犍陀罗地区是连接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桥梁。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该地区被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公元前3世纪帕提亚人崛起后再次把伊朗文化带入此地。在西部的伊朗文化影响之下，犍陀罗样式的带流提梁铜壶由此产生，并在古代中印度巽伽王朝（Shunga Dynasty）和南印度案达罗王朝（Andhra Dynasty）等地区广泛传播。虽然缺乏实物发现，但在桑奇大塔（Sanchi Stupa）、巴尔胡特塔(Bharhut Stupa)、阿玛拉瓦提大塔（Amaravati Stupa）等早期佛塔遗迹的石雕中都可看到不少此类铜壶形象。如巴尔胡特塔石栏楯上的一幅“白象入胎”佛传故事浮雕〔图十五〕，摩耶夫人睡床左侧即雕刻一犍陀罗A型带流提梁壶，包括壶盖在内的造型细节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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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带流提梁铜壶伊朗罗雷斯坦地区出土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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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印度巴尔胡特塔栏楯“白象入胎”石雕公元前1世纪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综合现存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实物以及雕刻遗迹的年代，可知其流行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也就是贵霜王朝统治时期。至4世纪笈多王朝兴起后，这种提梁壶即退出历史舞台，被其他样式的壶、瓶代替。
四 带流提梁壶的功能和用途
据哈里·法尔克考证，带流提梁壶的梵文名称为“Bhgāra”，汉译佛典作“金瓶、宝瓶、净瓶”。除少数几件青釉瓷器，现存带流提梁壶基本都是青铜或鍮石（黄铜）合金制品，其原本颜色应是金黄色，故被称为“金瓶”，一如我国古代称青铜器为“吉金”。克利夫兰博物馆铜壶〔见图十二〕去除铜锈后即显示出金黄色。
如此灿若黄金的金属容器在古代印度一般供贵族家庭使用，基本功用是作为盛水容器，用于净手和沐浴。早期佛经多有“以金瓶水，而作洁净”的记载。如《贤愚经》卷第四载：“时优波斯那，即起下床，手执金瓶，自行澡水。”《十诵律》卷第二十六载：“办千二百五十金瓶盛汤水，千二百五十使人，一比丘给一人。”《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八载：“（释迦）昔日在王宫，金瓶灌水浴。”《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载释迦诞生后“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以天香汤浴太子身”，而 “天诸婇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这段描述可视为对“释迦诞生”石雕〔见图十三〕中侍女手执带流提梁壶的神化描述。
古代印度婆罗门或刹帝利贵族出行时常携带金瓶，以示庄严吉祥。如《杂阿含经》卷第二记载：“憍慢婆罗门乘白马车，诸年少婆罗门前后导从，持金柄伞盖，手执金瓶，往见世尊。”《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药事》卷第五载：“时满财城所有人众，闻王欲至悉皆营办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盖幡旗出城迎候。”《佛本行集经》卷第八载：“复有五千诸天玉女，各各手内执一金瓶，盛满香水，以用洒地，在菩萨前，次第而行。”这种使用金瓶的情形在早期印度佛教雕刻中也有不少反映。如意大利考古队（IsMEO）在巴基斯坦斯瓦特（Swat）地区的赛都·沙利夫（Saidu Sharif）遗址一号窣堵坡大塔发掘的犍陀罗风格石雕〔图十六〕，其中有一贵族形象位于士兵左侧，左手提一金瓶，右手上举作礼拜供养状。法切那（D. Faccenna）推测表现的是净饭王赠予太子大象的情景。此金瓶样式为典型犍陀罗A型带流提梁壶，壶身为横扁圆形，高喇叭圈足，壶流长且笔直。东印度孟加拉（Bengal）地区发现一早期佛教浮雕陶罐〔图十七〕，描绘众人供养弥勒菩萨的情形。浮雕中菩萨具圆形头光，衣着装饰如贵族，右手上举，左手提金瓶，属于犍陀罗B型带流提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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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巴基斯坦赛都·沙利夫佛寺遗址犍陀罗石雕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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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弥勒菩萨浮雕陶罐公元前1世纪 孟加拉地区出土
作为贵重器物，金瓶有时也作为赠礼或佛寺供养物。如《佛本行集经》卷第八载释迦诞生后，“复有五百微妙伞盖五百金瓶，并是五百粟散诸王，遣使送来。上净饭王，作如是言，今以是物，奉献大王，庆贺太子”。上述松户博物馆铜壶上的佉卢文铭文也提及这些铜壶由供养人赠予佛寺。
除上述用途外，金瓶还是布施供养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礼器。按佛经的记载，布施人以金瓶里清净之水浇灌受施人之手才算完成布施的承诺。佛教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为主要的修行法门，称之为“六波罗蜜（a－pāramitā）” ，其中“布施”被列为第一位。据佛典记载，佛教史上第一座寺院竹林精舍（Veu－vana Vihara）即是王舍城的迦兰陀长老布施于佛陀。《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四记载了这一布施过程：“其迦兰陀长者，遥见世尊前来，可憙端正⋯⋯见已即便于世尊所，心生清净，心生欢喜，诣向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手执金瓶，以清净水，灌于佛手。尔时长者，口作是言：善哉世尊，我住王舍，名迦兰陀。我有一园，称为竹林，去城不远，乃至堪为善人安处。我今将彼园奉世尊，世尊为我受彼园。”可知佛陀接受布施时，供养人须用金瓶水浇灌其手，这是佛教布施中最重要的仪式，非如此则布施不能完成。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二记载：“是时王子手执金瓶，盛满清水从上欲行，尔时世尊不肯为受。”在早期印度佛教艺术中，多以供养人手中提一金瓶表现布施情节。如加尔各答博物馆收藏的犍陀罗纳苏（Nathu）寺院遗址出土的一幅佛传石雕〔图十八〕，年代为公元2世纪，内容为佛陀在毗舍离城郊的芒果园为妓女庵摩罗（Āmrapālī）说法。雕刻中庵摩罗女立于佛右侧，双手持金瓶朝向佛陀，表现含义即是庵摩罗女听闻佛法后心生欢喜，皈依佛教，并把芒果园布施予佛陀。庵摩罗女手中的金瓶即是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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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犍陀罗石雕 公元2世纪
巴基斯坦纳苏寺院遗址出土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佛教布施中还有两个著名布施故事。一是舍卫城的给孤独长老（Anāthapiada）和祇陀（Jeta）太子布施祇园精舍（Jetavana－vihāra）于佛陀，佛陀后半生于此安居并布道二十多年；另外一个故事是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Viśvantara Jakata）。这两个布施故事中，金瓶都在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早期佛教石雕以及壁画中，我们可看到这些金瓶的样式即是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祇园精舍布施石雕〔图十九〕，描绘给孤独长老用黄金铺地，从祇陀太子手中购买园林赠予佛陀。雕刻布局中心人物为给孤独长老，手执金瓶，欲浇灌一菩提树，此金瓶样式即为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在公元2世纪犍陀罗和秣菟罗佛像出现之前，雕刻中并不表现佛陀具体形象，而是以菩提树、宝座、佛塔、足迹等代替佛陀。此浮雕中的菩提树即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八对金瓶在祇园精舍布施中的重要性有更多戏剧化描述：“时给孤独长者，并诸眷属前后围绕，俱诣佛所。金瓶盛水盥世尊手，其水不出。长者忧恼便作是念，我今应有宿世罪障，令水不出？尔时世尊，知彼长者心之所念，便即告言，汝无罪障。此之寺地，汝曾往昔已造毘诃罗，施佛及僧伽。汝今注水，非是昔日旧立施处，所以瓶水不为汝出，汝可移立旧施寺处。长者受教便立旧处，其水即出。世尊便出五种妙音广为赞叹，欲呪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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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印度巴尔胡特塔栏楯 “祇园精舍布施” 石雕公元前1世纪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也是早期佛教艺术主要题材之一。须大拏（Sudāna）为佛陀的前世，其名字的意思即是乐善好施。巴尔胡特塔栏楯浮雕中有此本生故事雕刻〔图二十〕，表现须大拏太子把自己国家的神象布施给邻国的婆罗门，浮雕中须大拏为贵族打扮，左手牵象，右手执金瓶，把水浇灌于婆罗门手上，表示把大象布施于婆罗门。该浮雕中的金瓶也是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样式。1907年斯坦因（A.Stein）在发掘新疆米兰佛寺遗址M.V佛寺时发现具有浓郁犍陀罗风格的须大拏本生故事壁画，同样有描绘须大拏向婆罗门布施神象的情景〔图二十一〕，其中的金瓶同样是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样式。早期佛典对此须大拏太子布施神象的情节有详细描述，如《六度集经》卷第二记载：“（须大拏）太子曰，大善⋯⋯左持象勒，右持金瓮，澡梵志手，慈欢授象，梵志大喜。”此处汉文佛典翻译把金瓶称为“金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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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 印度巴尔胡特塔栏楯“ 须大拏本生” 石雕公元前1世纪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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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 新疆米兰佛寺遗址M.V佛寺“ 须大拏本生” 壁画
五 带流提梁壶与贵霜佛教文化的南海丝绸之路传播
如上文所述，目前发现的犍陀罗式带流提梁铜壶实物主要出土于犍陀罗地区、越南中北部，以及中国南方的合浦、梧州和余姚。从造型上看，越南和中国的铜壶属于犍陀罗A型带流提梁铜壶，即壶身横扁圆形，圈足为高喇叭状，犍陀罗B型铜壶尚未在这两个地区发现。根据壶流的不同样式，越南和中国的铜壶可分为两式：I式（壶流弯曲，为象首状）和Ⅱ式（壶流直且长，首端为摩羯鱼头部）。Ⅱ式铜壶在犍陀罗地区尚未发现。从铜器制作角度观察，有的犍陀罗地区铜壶并非整体铸造，例如松户博物馆铜壶先分别锻造壶身、壶口颈、喇叭形高圈足、壶流、提梁、壶盖六个部分，然后可能使用焊接的方法再整体拼接。这种制造方法和我国古代传统青铜器整体铸造方法不同。我国传统青铜壶除耳部、提梁分铸，壶口颈、壶身、圈足和壶流皆用模范法一次整体铸成。合浦出土铜壶即用这种方法铸造。从技术角度看，越南和中国发现的部分带流提梁铜壶有可能是当地铸造，而非直接来源于犍陀罗地区。当然，这需要对这些铜壶的铜合金进行金属相位以及同位素分析才能确定。但不管是直接输入或是当地仿造，越南和中国的带流提梁铜壶样式渊源于犍陀罗地区则是毫无疑问。
越南和中国发现的带流提梁铜壶年代大致是东汉至三国时期（2－3世纪），这是贵霜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贵霜统治区域范围大致是古印度西北至恒河流域中部，其北部与汉代西域接壤。一般认为，贵霜王朝与汉朝的交流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早期佛教也主要是从印度西北部经西域传入中原内陆，诸多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都指向这一点。但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在越南中北部及中国合浦、梧州、余姚的发现则告诉我们，海上丝绸之路是双方交流的另外一条通道。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自黄支国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至日南象林界云”。此即我国史书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其起点是汉代的合浦郡（今广西合浦）和日南郡（今越南广治省），终点是古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东部马德拉斯附近的康契普拉姆）。犍陀罗式带流提梁铜壶即在这两个始发港口附近区域发现。从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再经南中国海的海外贸易商船最先到达汉朝疆域的是日南、九真、交阯三郡，然后再沿北部湾海路前往合浦郡的合浦、徐闻一带。合浦港为南流江出海口，顺南流江而上，再经北流河可到达珠江上游西江的要塞梧州。梧州不仅地理位置重要，同时也是汉代苍梧郡治广信所在地。从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至东汉后期，交阯刺史部设在苍梧郡，统辖整个岭南九郡。梧州作为汉代岭南的政治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于此出土亦在情理之中。该墓还随葬多件玛瑙管、水晶珠、琥珀、金指环、金镯等海上丝绸之路常见的舶来品，反映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由梧州逆西江干流而上可进入漓江，再通过灵渠转运可进入长江水系的湘江，由此可通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原地区。余姚发现的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应是顺此路线输入。
越南和中国发现的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的壶流作大象或摩羯鱼状，提梁上装饰莲瓣和莲蕾，有的壶盖和圈足也装饰浮雕莲瓣，这些装饰纹样带有强烈的印度佛教色彩。大象与摩羯鱼皆为佛教吉祥物，至波罗王朝时期成为佛像背光“六拏具”的组成部分，莲花则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佛法象征。如上文所述，这种名为“金瓶”的铜壶是用作佛教布施仪式中的浇水礼器，供养人也常把此类铜壶布施给寺院。由此推测，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在越南和中国的发现与贵霜佛教文化对外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
东汉中晚期佛教开始传播于中国，汤用彤先生认为其中心地区位于中原洛阳和徐州江淮一带，但也认为“南方与天竺交通，亦由海程”，“佛教由海上输入，当亦有其事”，只是“固不能断定南方佛法全系海上交通也”。南朝齐梁时期僧佑所著《弘明集》一书收录《牟子理惑论》一文，为我国最早的佛教论书。据《牟子理惑论》首章序传可知，作者牟子生活于东汉末期灵帝、献帝时期，其祖籍是苍梧，后为避汉末战乱与母亲迁居交阯，二十六岁时还回苍梧娶妻。牟子在交阯潜心研究佛道，此《理惑论》一文即是他在交阯所著。牟子能在此期间写出《理惑论》这样具有高度理论性的文章，推测他所活动的区域也应具有相当的佛教文化背景。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发现于梧州和越南中北部，年代为东汉时期，这刚好和牟子的家乡苍梧郡和居住地交阯郡地望吻合。僧佑的另外一本著作《出三藏记集》记载汉末三国时期的高僧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闻，既而出家。”康僧会的父亲是印度贸易商人，从印度沿海上丝绸之路移居交阯郡，康僧会出生、成长于交阯，而他十多岁时就出家为僧，可能和其家庭、胡人社团以及交阯三郡具有一定佛教文化背景相关。此二条有关牟子和康僧会的文献记载可证实，贵霜佛教文化除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对早期中国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外，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条传播路径。
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艰险异常，泛舟于汪洋大海的商贾需要强大的精神寄托，故不少商贾都是佛教信徒。佛教僧侣则出于宗教传播热情常与商队结伴同行。在贵霜王朝最强盛的2、3世纪，犍陀罗佛教发展也达到顶峰，很可能此时贵霜王朝的佛教信徒和僧侣除行走于陆上丝绸之路，也开始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汉朝疆域最南端，其携带的佛经、佛像及日常用器等佛教文化元素也随之传入日南、九真、交阯、合浦、苍梧诸郡，并进一步沿湘漓水道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三藏记集》记载三国东吴赤乌十年（247）康僧会至东吴的建邺建立江左第一座佛教寺院，号“建初寺”，开始“设像行道”。从三国、西晋时期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器物上大量出现贵霜佛教文化因素。如江苏南京出土的三国东吴时期的青釉褐彩贴塑佛像盘口壶、江苏金坛出土的三国东吴时期的青釉贴塑佛像堆塑罐，浙江上虞出土的三国东吴时期的青釉贴塑佛像三足樽、浙江嵊州出土的西晋青釉贴塑佛像四系罐、浙江出土的大量西晋时期的贴塑佛像的青釉堆塑罐以及湖北鄂城出土的西晋八凤佛像铜镜等。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地区在汉末三国西晋时期处于佛教传入初期阶段，佛像和传统神仙一样用于器物装饰，而非东晋十六国佛教信仰真正流行之后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偶像。从艺术风格角度看，这些佛像大部分具有犍陀罗风格，可视为贵霜佛教文化的影响。余姚铜壶则是东汉至三国时期贵霜佛教文化传播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个佐证。
六 带流提梁壶与鸡首壶的原型
据现有考古资料，鸡首壶出现于三国至西晋时期，但在东汉时期，我们没有发现鸡首壶的原型。现学术界一般把三国至西晋时期贴塑鸡头（或兽头）的盘口壶或带系罐作为鸡首壶的最早样式，但其本质还是盘口壶，上面贴塑的鸡头为实心，和铺首、神兽等贴塑一样，仅作为装饰之用，而不是壶流。东晋和南朝的鸡首壶最主要的造型有两点：一是出现壶流，作鸡首或羊首状；二是壶身带把柄。汉代的盘口壶及三国至西晋时期贴塑鸡头的盘口壶均缺乏这两个特征，因此并不能作为鸡首壶的原型。现发现具备这两个特征的最早器物是浙江余姚1995年出土的一件西晋时期青釉鸡首壶〔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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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 西晋青釉鸡首流提梁壶浙江余姚出土
此鸡首壶现收藏于余姚博物馆，高23.7厘米，盘口，短颈，鼓腹，其特色在于盘口上有一提梁，两端为黄鼬的首尾；肩部一端有鸡首流，喙为流口，另一端为鸡尾，鸡首和鸡尾上各贴塑一蹲坐胡人，器型与犍陀罗B型铜壶〔见图十二〕，非常相似。首先环状提梁都置于壶口上，此为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最重要的特征。其次是都有壶流，且皆作兽首状，上方还同样置有胡人形象。当然，和越南出土的完全模仿犍陀罗式带流提梁铜壶的青釉瓷器不同，鸡首壶的流为鸡头（部分是羊头），而非象首或摩羯鱼头部，这可能是西晋时期结合盘口壶的贴塑鸡头装饰进行本土化改进的结果。但上述两个造型特征的相似性提示我们，这件提梁鸡首壶很可能借鉴了犍陀罗式带流提梁铜壶的样式。
早期的鸡首壶基本出自墓葬，极可能是随葬的明器。东汉墓葬里随葬的大部分青釉容器都是明器，而且都模仿青铜器形制，这和春秋战国以来南方原始青瓷模仿青铜礼乐器的传统相关。犍陀罗式带流提梁铜壶在余姚本土的发现，可证实当地越窑工匠熟悉此类铜壶造型，并可能用青瓷器进行模仿，最终在西晋时期将铜壶的样式融入中国本土元素，创造出最早的鸡首壶原型。至东晋时期，鸡首壶的提梁进一步发展成为壶口到肩部的长柄。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盛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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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立：《犍陀罗式带流提梁壶考》，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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